“我是一个创业者，我希望办一家国内一流的研究所，还希望能创造几十亿的产值。如果能完成这两个目标，我就此生无憾了。”

  37岁的骆敏舟看起来和别的科研人员没什么不同：知识分子模样的打扮，一提到科研就神采奕奕；但他和其他科学家又有着许多不同：“我是一个创业者，我希望办一家国内一流的研究所，还希望能创造几十亿的产值。如果能完成这两个目标，我就此生无憾了。”

  骆敏舟是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以下简称中科院常州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该中心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

  2006年成立以来，年轻的中科院常州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863”、“973”计划项目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专项8个，省级以上重大科学技术项目42项，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项目7个。不过最让骆敏舟引以为傲的，还不只是这些数字。

  2006年11月6日，在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与常州市市长王伟成的见证下，现在的中科院常州中心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常州成为中科院重要的技术转移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

  中科院常州中心重点围绕先进制造业，开展技术转移和研发技术，并力图与企业紧密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构建面向社会的应用研发技术与转化平台，实现科技成果规模产业化。

  骆敏舟原来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工作，现在他已是中科院常州中心“元老”之一。

  “我最开始来常州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想着能把一些项目拉到合肥去做，为了响应院长让各研究所走出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号召嘛。”骆敏舟对《科学时报》记者说，“不过常州市政府非常聪明，当即表示希望能留我们在这里做一些研发。”

  当时常州市领导带骆敏舟一行去常州科教城参观他们的实验室，骆敏舟发现，实验室里的加工与检测设备精度非常高，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但这些设备使用门槛比较高，所以并没有正真获得很好的利用。这里太缺人了。”骆敏舟回忆道。

  常州的先进装备制造业闻名遐迩，大大小小的非公有制企业有6万多家，其中制造业占了半壁江山。“走在常州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公司。”骆敏舟说，“但这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瓶颈，因此它们对技术的需求也是十分迫切的。”

  一方手里有大把技术，一方手里有大量需求，双方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巨大的发展的潜在能力让骆敏舟感到热血沸腾，于是他们“4个人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叮叮咣咣地就来了”。

  骆敏舟介绍，中科院建立新的研究所时，通常都是领导机构进行战略布局，接着进行筹备工作，如调拨设备、配备人员、完善资源等。“但我们这个所不太一样，中科院还没有一个像我们一样自己硬长出来的研究机构”。

  截至2010年，中科院常州中心已经建有13个分中心，旗下有6个研究所，建成了21个专业实验室，与企业共建15个研发中心，并孵化出了17家高新技术企业。

  而由骆敏舟具体负责的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通过不断接项目，不断买设备，不断招人才，不断地滚动循环，已经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130人左右的规模，拥有6个实验室，实验设备总价值也超过了好几千万元。“这四年的确不容易，我们也的确吃了很多苦。”骆敏舟感慨道。

  常州中心最大的特色是站在了产学研结合主战场的前沿。“我们目前做的项目，几乎全部来自于企业，这是我们与以承接国家课题为主的传统研究所最大的不同。”骆敏舟称，“我们的重头戏在于帮企业解决行业发展中关键性、共性的技术问题，这也是我们最想做的事。”

  依靠多年从事科研工作锻炼出来的敏锐嗅觉，骆敏舟感到市场极其广阔。例如在风力发电、轨道交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等领域，都存在着一些核心的技术难题，比如传感的控制、电机控制、电机液压驱动等等。

  目前在这些领域，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已帮企业开发出20多个新产品。比如金属分离器、无人驾驶汽车、废墟搜索与辅助救援机器人等。

  其中让骆敏舟颇为得意的一项成果，是他们研发的国内第一台“老人服务机器人”。今年11月刚刚在深圳结束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上，老人服务机器人获得非常好的评价。

  老人服务机器人可以帮助老人端茶倒水、陪老人聊天、通过视频让老人和家人对话。所有的指令都能够直接进行语音控制，并加入了顶尖的视觉定位技术，以及负载可达几十公斤的欠驱动机器人手爪。

  “2015年，我国老年人数量将要达到2亿。当时为了做这个，我们专门去老人福利院调研过，了解不同年龄段老人的特点和需求。”骆敏舟说，“当时我们完全是从零开始，研究所40多个人扑在上面，攻关半年多时间做出来的。”

  2008年，中科院常州中心被科技部授予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和“设施国家科技计划（火炬计划）先进服务单位”，2009年获得国家首届“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商场如战场，与企业打交道并不是特别容易。“一个是企业给的钱比较少，除去材料、设计费等，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这给我们研究所的发展速度带来了一定阻力；第二，时间要求比较紧，一般不超过半年新产品就要开发出来；第三，要求比较高，企业自己能做的事不会来找你做，给我们啃的都是一些硬骨头。”骆敏舟说。

  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强曾评价中科院常州中心“挂的是盐水，卖的是血”。骆敏舟认为这句话在某一些程度上反映了研究中心的尴尬地位：“我们真的给企业做了很多事，我们把企业的事当做自己的头等大事，但企业的项目确实难做。事实上，我们中有一批人，最终都没能拓开研究之路。”

  作为一家自收自支的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依靠企业项目都不现实，骆敏舟也认为这些并不是常州中心生存壮大的长久之计。“谁来养活我们？只能靠自己。”骆敏舟说，“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孵化企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给企业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一两个拳头产品，来孵化自己的企业，用来反哺研究所，这样研究所才能生存下去。”骆敏舟说，“只有人才在这里生活得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地留下来搞科研。”

  听说骆敏舟的打算后，许多人都会表示怀疑，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能力办好企业吗？面对这种质疑，骆敏舟显得很有信心：“如果给我机会，我一定有能力办好。”

  在读博士之前，骆敏舟曾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过6年。“应该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这6年，企业的辛酸我都体验过”。

  骆敏舟认为，企业是中国的脊梁，没有企业就没有税收，没有就业，而研究所最终的功能应该是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虽然在研究所里许多事都有保障，生活也比较安逸，但我们拿的都是人民的钱。”骆敏舟表示，“人民的钱是不好拿的，要时常觉得内心不安，必须得给人民一个交代，科研人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骆敏舟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从学着跟企业谈判，学着接项目，到学着招人，学着筹钱买设备，许多经验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他说：“施尔畏副院长曾经强调，科研人需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他也鼓励我们中心加快体制创新，走出一条常州特色的产学研新模式。”

  骆敏舟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在合肥上学，在合肥工作。他说：“谁不说自己家乡好，我也想一直留在合肥工作。说实在的，如果家乡有常州这样好的政策，我也不会下决心到这里来。”

  在长三角地区，前有上海、苏州、无锡，后有南京、镇江，大家都在争夺高新技术人才，常州的位置一直比较尴尬。因此，常州市各级领导对技术创新一直很看重，制定了诸如“金凤凰”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市委书记范燕青也常常带头到中科院的大院大所去跑，去挖掘一些科技资源落户常州。

  “常州对人才和技术创新的重视，我认为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骆敏舟说，“这里的外部环境很好，很适宜居住。但常州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内涵环境。这里有很多企业，既有产业基础，也有很大的技术需求。我们做科研的，如果离开了技术需求，就会失去自己的用武之地。”

  对于未来，骆敏舟当然也有自己的期许。首先是要把中科院常州中心做大、做好，办成一家国内一流的研究机构；第二是希望建立一个产业化中心，把中心各个平台研发机构孵化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大家合作做成几家上市公司。

  最后，当记者问起如果有一天中心做大了，有没有可能离开这里时，骆敏舟笑称：“我没想过要离开，因为我的家已经搬过来了。一个新鲜事物出来之后，它的成长过程必然十分艰难。但只要我还在这个位子上，就会努力去克服这些困难，把心中美好的愿景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