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春秀、苟晶相继站出来，说出自己当年被顶替的经过，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在高考这个赛场中，场上和场下还藏着一些隐秘的角落。

  对高考舞弊现象的打击实际上从未停止。最早它仰赖于人，死角总是难以避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最新的通信和生物手段都被运用到考场内外。

  案子发生在河北省故城县，该县同时也隶属于如今”高考圣地”衡水。当时高考还是选优报考，只有通过高考前一年的选优考试，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时任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为了能让没有资格高考的四女儿考上大学，先是打点教育局官员以及考点负责人，让女儿有了报考资格。

  而后为了考个好成绩，他动用资源，为女儿两次改考号、三次换座、四次“”。马家甚至从五十里外请来一个优等生跨区应试，安排在女儿邻座，为的是让四千金更好地抄卷子。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考试进行中，马连宝还能把女儿叫出考场，问她哪些题不会做，随后把答案送进考场。

  马连宝的明目张胆和有恃无恐，使得当年这种作弊风气席卷到整个故城县。在有740多人参加考试的考点，考点负责人领头进行舞弊。考点办公室、教师宿舍、马棚都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站”。考生出出进进，考场内外乱成一锅粥。有的学生为抢答案而破口大骂，有的因送错了答案而号啕大哭。

  事情暴露后，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发现，故城县委涉及舞弊行为的干部、中学老师超过100人。

  这样的集体舞弊案件并非孤例。1997年的广西陆川县、2000年湖南嘉禾县都爆发了高考集体舞弊丑闻，尤其是广西陆川县高考舞弊案，成为高考史上最大作弊案。公开信息称，考后阅卷老师发现，全县1600份高考试卷，雷同试卷达500多份，全县几乎三分之一的考生都参与作弊。

  案子中使用的手段也极具组织性，参与者分工明确：从考场拿出试卷、在场外由专人负责答题、之后再将试卷传回场内，一气呵成。在此过程中，监考老师视而不见甚至帮助打掩护。

  事后调查发现，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集体舞弊，与当地疯狂追求升学率的政策直接相关。如果升学率不达标，老师会被县里调到山区学校，工资低不说，回趟家都要费尽周折。

  当年，国家对高考作弊的惩罚已经很严厉，在广西陆川县舞弊案中，严惩66名人员，1名主犯获刑入狱3年，500多名作弊的考生，不仅成绩全部被取消，还把不光彩的历史记入档案，情节严重的还取消了第二年的高考资格。

  而当时反作弊手段还非常初级，AB两套试卷、签订诚信高考承诺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但效果平平，治标不治本。

  当年，防作弊主要依赖于老师监考，买通监考官成为舞弊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像2014年河南杞县案中，7万元买通监考官已是行价。为此，教育部出台了异地监考、异地考试的政策，但仍堵不住利益的敞口。

  2013年，湖北钟祥试点异地监考。此前，当地有作弊前科，已形成一套作弊产业链，老师、家长、学校甚至是当地有关部门都牵连其中。但54位外地赶来的监考老师仍没想到，他们会经历高考作弊史上的一场暴力。

  2013年6月8日下午6点多，钟祥一个考点结束考试后，一位监考老师发出求救信息，“正遭受几百学生围攻，我们正在考点办公室等待救援，试卷就在脚下，我们誓死保护试卷”。学生和家长将石头、文具砸向老师，用板凳砸碎了考点办公室的玻璃，场面混乱不可控。一个家长后来对警方说，因为监考老师没收了孩子作弊工具，“影响我儿子高考，我很气愤”。

  事后调查，有人花3万元买了答案，有人把手机缝在内裤里，有人带着改装后的手机和橡皮擦……这些办法在全新的金属探测仪、无线电检测车，特别是秉公执法的监考老师面前无所遁形。也因此，发生了监考老师遭到报复的一幕。

  总结起来，高考舞弊时有发生，无外乎学校追求升学率、学生追求好成绩、家长视其为改变孩子人生的独木桥，作弊成了最“高效”的方式。高考作弊甚至不是秘密发生的，而是一桩桩上演在光天化日里的巧取豪夺，权力、金钱、暴力共同在考场里上演。

  近10年，伴随手机和电子设备的普及，高考舞弊和反舞弊开始了人和科技的缠斗。

  2009年高考前夜，吉林松原市余扶县出了一桩丑闻，当地两名重点中学女教师因为出售材被捕。这两位老师被捕时，正在考场组织“顾客”测试接收信号，而这段异常信号被负责监测的电信专家截获。

  警方从被捕老师处搜缴的器材，可谓五花八门，比起北京前门警察博物馆里展出的间谍器材，都毫不逊色。有像红豆粒似的无线耳机，有装着电子屏的橡皮和手表，还有一种微型口腔骨传导耳机。这种耳机不用放到耳朵里，直接放入口腔即可感知声音。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文具套装，外表跟普通文具盒无异，里面的格尺却镶嵌着显示屏，可以清晰显示文字。

  这些材的电波能传到二三百米之外，而在此范围内的旅店、居民楼都成了作弊团伙的藏身之所。利用这些器材，内外协作，在每科开考1小时后，学生即可收到答案。有意思的是，设备加上答案的价格也同样是分行情的，比如过了本科线万元，超过重点线万元。

  在看守所里，主犯刘某说，自己最初在网上看到这一个广告后，本来是为了圆女儿的北大梦，结果“上线”必须要拉人头才肯卖给她，于是她把这套设备卖给了身边27个学生，最后赚了44万，全都打给了“上线”。

  被捕后，当与女儿监狱内外两隔的主犯被问到是否知道女儿考得怎样时，她泪流满面，但一直不肯透露“上线”到底是谁。可想而知，背后牵扯到的利益体给她下了多少恐吓。

  据事后统计，当年吉林松原公安机关一共收缴600多套这样的材。相比于后来查处的当地高考保送生多是领导干部子弟的操作，这只是当地舞弊乱象的冰山一角。但这些收缴和处罚并没有打翻舞弊产业链。

  2013年，吉林省实行了史上最严厉的“无声高考”：考生入场需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无报警声方可入场。但仍有贩卖材的人公然在当地报纸上打广告。不少学生铤而走险，把接收器藏在鞋底、内裤，甚至缝进了卫生巾里。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家长爆料，为了逃避金属探测仪，学校让学生去买金属牙套，拿着医生开的证明，就可带着堂而皇之地进入考场。

  据媒体报道，当年吉林省医院口腔科甚至掀起了集中开证明的高潮。一份事后有关开具医疗证明的当地称，有488名考生开具了医学证明，在组织学生复检时，237名学生以“复检荒度时间”、“感到疲惫”等理由主动放弃。后来，文件认定准备利用假牙“掩护”、进行高考作弊的学生有21名。

  有需求就有买卖，从枪手——手机短信——隐形耳机——作弊橡皮擦和手表，即使后果严重，在“高考定终生”的社会大潮中，很多考生和家长不管如何都要誓死一搏。

  与此同时，反作弊技术也在不断进化。考点附近停靠的公安局信号屏蔽车已不足为奇，甚至河南省用上了无人机来捕捉空中的无线电信号。考点附近如果出现可疑信号，无人机的“心电图”便会产生波动，提供发射源所在的参考位置。而今年的深圳考场外，还有警察手持无人机反制枪，杜绝任何作弊的可能。

  而从2016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引入并升级生物识别技术。当年，广东、湖北等地考生通过“刷脸+验指纹”进考场。

  但没想到，一场生物信息大战也悄然拉开序幕。针对高考采用指纹识别，网上立刻有人出售，制作成本不足5元。

  于是，2016年在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特意提到了用“指静脉“来比对身份、严防，这份通知也由此火遍微博圈。

  为了一场高考，生物识别技术不得不从体外“打入”体内。“指静脉”利用了皮下静脉的散热光原理，与皮上指纹相比，肯定更难伪造。在2015年，内蒙古高考就使用了指静脉识别技术。

  在指静脉之后，2017年，湖北体育高考又引入了虹膜识别这个平时只有在好莱坞大片中才能看到的技术。每位考生考试前，要将眼睛对准摄像头，比对虹膜来确认身份，科技感十足。根据介绍，虹膜识别比人脸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有更高的准确率，比如，指纹有0.8%、人脸识别有2％的误识率，而虹膜识别误识率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在查处了242起冒名顶替入学的案件后，今年山东省也宣布，不再让考生在签到表上按手印，高考报名将启用人脸识别技术。

  今年，一些省份如河南，也将高清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用到了考场上疑似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的巡检中。在考试过程中，不仅考生的人脸身份会被摄像头再次比对，考生的一举一动也难逃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布下的天罗地网。

  而在央视新闻采访中介绍，今年安徽省马鞍山市高考指挥中心投资了2090万元，在当地13个考点一共布设了513个摄像头，试卷的运输、分发和存储等环节也被221个摄像头无死角包围，而且都是全天24小时监控。

  当年陈春秀考了546分，本已被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录取。然而她的录取通知书被人截取，又被改动了考生档案，最后导致陈春秀没有去上大学，而李鬼却以陈的身份入学、毕业、工作。一个让人心酸的细节是，当时，陈春秀说起和老公在电脑前看着那个顶替者的照片时，没有愤恨感，还觉得她很漂亮，“感觉自己跟人家不是一个档次的”，说着说着便哽咽起来。

  陈春秀踏入考场的时候还是陈春秀，可在更复杂和隐蔽的考场之外，陈春秀还是被顶替了。即使考场内能用上现在的高科技，陈春秀的人生也被偷窃了。

  技术能带来公平，但技术却没办法保证公平。从陈春秀事件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出，一起顶替案的背后，涉及到多层关系网的互相勾结，如果漏洞不被堵住，一定还会有下一个陈春秀。

  人们对作弊者的深恶痛绝，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公平的环境，谋取了私利，也夺走了属于他人的人生。还在科举时代，官方对作弊者的惩罚就非常严苛。轻则像宋代取消第二年考试资格，或如明代施行杖责，重则可能要发配边疆，在脸上被刻下“作弊”字样，甚至午门斩首。这样的惩罚力度也代表着，犯了一次错，重名节的社会风气让作弊者难以再重新做人，作弊者的耻辱印记将伴随一生。

  2015年11月，高考作弊首次纳入刑法范围。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在普通高考、全国研究生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将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这主要是涉及到情节严重的作弊，尤其是参与了组织作弊的，才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量刑写进法律后的首次高考结束后，次年仍然发生24起舞弊案被宣判。

  过往半个世纪，高考舞弊和反舞弊从人工时代走到了科技时代。而除了大家最近大谈的制度和科学技术手段之外，从法律等底层，重新构筑大家的底线与信用，是未来更重要的。毕竟高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基之一。

  近几年来，伴随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分工越来越细化，也伴随互联网制造出一个新的平的世界，更多的人意识到人生可以有更多选择。今年教育部明确，打电竞、做自媒体、开网店也属于就业。2019年上半年，电竞业的平均薪资达到1.1万元。要解决高考作弊这个顽疾，也许除了立法和科学技术手段，改变社会观念也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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